唐太宗简介 贤君不贤唐太宗是否篡改过国史? 

[唐朝]时间:2017-03-24

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皇帝,正是他开创了大唐盛世的局面,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繁荣的顶峰,由于他的文治武功,历朝历代都视之为圣明君主的代表。然而对于他取得皇位的过程,却有着各种各样的传说。在野史和民间传说中,李世民是通过发动玄武门之变,杀死长兄李建成,逼迫父亲唐太祖李渊退位,才登上了皇位的,可谓心狠手辣、残忍暴虐。但在正史记载中,李世民在开创大唐的过程中劳苦功高,是推翻隋朝的主要策划和组织者,奠基登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。那么正史中的记载是否属实?李世民继位后有没有为维护自身地位而篡改国史呢?这就要从大唐的创立过程说起。

据史料记载,李渊共有四个儿子:长子建成,次子世民,三子元霸(早死),四子元吉。李渊家世显赫,威望颇高,隋炀帝对他十分猜忌,而李渊自然也明白,所以他韬光养晦、深藏不露,虽然早有异心,却一直按兵不动。此间由于朝廷横征暴敛,连年战乱,使得百姓民不聊生,到处都是农民起义,李渊趁机在乱世中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,开始觊觎天下,但他性格老成持重,一直深藏不露。即便如此,隋炀帝还是派留守王威和高君雅暗中监视李渊,在朝廷耳目众多的情况下,李渊急需一个可靠的助手来帮助他。

温大雅所撰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是关于李氏父子建立大唐的最早记载,而且他亲自参与了起兵反隋的晋阳起兵,其记载具有较高的真实性。据此书所述,当时李渊身边可以信任的只有二子世民,因为其他几个儿子都不在身边,所以他就将自己真实的内心想法告诉了李世民,李世民正值年轻勇武、血气方刚,自然是李渊最为得力的助手。

大业十二年(公元616年)底,李渊受命南下镇压起义军,北方突厥趁机攻取了太原留守管辖下的马邑(今山西朔县),隋炀帝大怒,派人囚禁了李渊。李渊非常恼火,便想起兵,但由于身边只有李世民一人,李建成和李元吉还在河东,力量分散,不是起兵的绝佳时机,因此只得忍住。然而由于突厥的猖狂,隋炀帝下令赦免李渊,让他留守太原,力阻突厥。一旦有了机会,李渊便不会轻易放过,他马上通知建成、元吉,让他们立即准备起兵,于是李建成在河东召集英杰之士,李世民在晋阳拉拢强兵能将,下大力气招揽人才,不久,建成、元吉和李渊的女婿柴绍陆续到达太原。

大业十三年(公元617年)初,李渊在晋阳命令刘文静伪作了一份隋炀帝的敕书,在太原、雁门、马邑等郡征兵。二月,李渊又趁叛隋而起兵的刘武周南下汾阳宫(今山西宁武南)之机,以防备刘武周为名,下令募兵。与此同时,李渊向突厥始毕可汗称臣,取得了突厥的支持,亦解除了受突厥攻击的后顾之忧。在做好这种种准备之后,李渊终于起兵反隋。由于他准备充分,谋划精密,加上兵多将广,又个个骁勇善战,所以一路上势如破竹、威不可挡。他们很快攻破了西河城,进城后秋毫无犯,慰抚民众,恢复旧业,取得了老百姓的支持和信任。七月份,李渊以李元吉为镇北将军、太原留守,负责太原的一切事宜。李渊亲领三万人,誓师动兵,改易旗帜,开向关中,不到半年的时间便推翻了隋朝的统治。

由此可见,太原起兵的全过程,包括此前数年的苦心经营,都是李渊一手操办的,他为大唐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,唐王朝创立的主要功劳应该在他身上。而一直以来“阴结豪杰”、勇而有为的李世民,是李渊得力的助手,是积极的配角。然而在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等正史中,事实却发生了歪曲。

《旧唐书》记载,隋炀帝南巡江淮的时候,瓦岗寨农民起义正如火如荼,严重威胁到了隋朝的统治,李世民见有机可乘,便与刘文静密谋起兵,并做好一切策划和安排,待欲起事时才告诉父亲李渊。李渊闻之大惊,只是迫于当时紧急的形势,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,于是不得不勉强听从了李世民的安排,走上了起兵反叛的道路。《新唐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都沿用了这种说法,把太原起兵的首要功劳划到李世民身上,李渊则成了消极被动的角色,从而使李世民成为起兵反隋、开创大唐的首要人物。

之所以发生这样的矛盾,与李世民夺取帝位后重修史书有关。李世民通过玄武门政变,以次子的身份登上了皇位,而且杀死了亲生哥哥李建成,这无论如何是不合乎道统和伦理的。为掩盖这种残暴的行为,为自己的登基确立合法性,李世民决定设置史官,撰修国史,于是下令创立了宰相监修国史的制度,这就使史官很难做到秉笔直书,只能按统治者的意图撰写历史。李世民在位期间一再违例要求亲看国史和起居注,并为自己辩白道:“今欲自看国史者,盖有善事,固不须论,若有不善,亦欲以为鉴诫,使得自修改耳。”贞观十四年(公元640年),在李世民一再要求下,“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,撰高祖、太宗实录各二十卷,表上之。”在李世民授意下,史官们把李世民发动“玄武门之变”的动因写成“安社稷,利万民”的大义行为,从而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。

按照李世民的意图,贞观史臣在撰写《高祖实录》和《太宗实录》时,费尽笔墨铺陈李世民在武德年间的功劳,竭力抹杀太子建成的成绩,降低高祖李渊的作用,而且把太原起兵的密谋描绘为太宗的精心策划,而高祖则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。这样,李世民便是开创李唐王业的首功之人,皇位本来就应该是他的,李渊退位后也就理应由他继承皇位,因此,李世民登上皇位便显得水到渠成了。

还有一种解释,认为李世民之所以要修改国史,抬高自己在太原起兵中的地位,贬低李渊的功劳,乃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。他要求贞观史臣把太原起兵中李渊由主动起兵变为被动起兵,目的是为了把李渊描绘成一个忠臣的形象,从而符合儒家的道德要求:李渊是在隋炀帝要下令逮捕他,李世民、刘文静等又设下圈套逼得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不得不反的,而且在起兵时李渊还曾号称“欲大举义兵,远迎主上”,这样一来,李渊就成了大忠臣了。很明显,这种刻画有利于李世民维护统治。

而李世民之所以将起兵反叛事迹加到自己身上,乃是为了强化自己真命天子的形象,这与他要求史官们在撰写《太宗实录》时,极力渲染他出生时“二龙戏于馆门之外,前后三日才离去”的异象是一致的。他也要求史官们在记述太原起兵的过程中,竭力描写他的谋略过人和勇武善战,更进一步印证他是克明克哲、秉承天命的一代君主。

这种说法多基于心理和逻辑上的推测,没有太多的史实依据,权且可以当作一种另类的解读。由此可见,李世民继位后修改创业国史是没有疑问的事实,而他之所以要修改国史,首要目的就是掩盖“玄武门之变”的恶劣行径,让自己的继位显得光明正大,水到渠成,取得道统上的合法性。至于他还有没有其他目的,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判断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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