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宋诸多文豪名臣为何都反对王安石变法?

[宋朝]时间:2017-04-30

“上有政策,下有对策”,一些地方官员现在玩的这套把戏,看来在我们国家是源远流长。王安石也清楚这一点,他在针对当时时弊提出的各种变法中,就考虑到了这些新法在实施的过程中,会被一些基层官员篡改,因而在新法中加进了不少限制。比如青苗法,明明是规定在青黄不接之际确实是有困难的农户,在自愿的前提下向官府借贷,并明文规定地方官员不得“抑配”,就是说,地方官员不得为了搞政绩工程或为了那二分利息而强迫老百姓借贷。又如均输法,目的是由政府派出专门的官员,按国库中的需要,就近去采购货物,不再由地方直接上贡。反对变法的苏东坡就指出,均输法给了一些官员特权,有人为了能把货物卖给官府就会去行贿他们。

价格由他们订,他们为了中饱私囊也会把价格抬得比老百姓的高。果然,再好的政策一落到贪赃枉法的一些地方官员那里,都会被曲解,被钻空子,被利用。就如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的决策一样,在让祖国经济腾飞的同时,一些从骨子里就坏透了的大小官员,置法律于不顾,也置自家的身家性命于不顾,大钻改革开放的空子,不顾一切地贪赃枉法,以至罢了那么多,判了那么多,杀了那么多,但还是有人不顾死活地继续往贪赃枉法的地雷阵里跳。因而在改革开放之初,引起了一部分同志对“改革开放是姓社还是姓资”之类的疑问。这种情况在王安石那里表现得更为激烈。他的变法在取得不少实际成效的同时,一些贪官污吏也大钻变法的空子,贪赃枉法,中饱私囊,弄得一些地方的老百姓很不满意,于是就给反对变法的人们提供了口实,因而在王安石变法的整个过程中,反对变法之声一直不绝于耳。

应当说,王安石的时代,政坛和文坛上都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。在王安石稍前些时,有写下千古名句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范仲淹。与王安石同时的,有居官70年,其中50年出将入相高风亮节的文彦博;有三朝元老,被范仲淹誉为有“王佐之才”的富弼;有文坛领袖欧阳修;有幼时即以“司马光砸缸”救人而声名远播的《资治通鉴》总编司马光;有学富五车的大文豪苏东坡及其父亲和弟弟,等等。在历史的长河中,这些人无不闪烁着自己独特的光芒。然而,除老臣范仲淹自已遭遇过改革的失败,因而对王安石的评价是:“进者道之行,退者道之止”之外,其余上述那些各领风骚的人物,全都反对王安石的变法,并为此而结成了反对变法大联盟。

史学界曾流行过一种定式评价:王安石变法代表了什么阶级阶层的利益,而反对者们又代表了什么阶级阶层的利益,诸如此类。这样一来,泾渭倒是分明了,但变法者与反对者们也被强制得现代化了。试问,按此公式,小平同志倡导改革开放之初,小平同志自然可以说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工农大众的利益,那么那些怀疑论者和反对者们,他们又代表了什么阶级的利益呢?至少,说他们代表了资产阶级利益这样一顶帽子总安不到他们的头上去吧。其实,王安石变法,是为了富国强兵以期国家长治久安;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变法者们,他们之所以反对变法,也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,他们竭诚为国的目的是一致的。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的变法好比是将一座还能住人的房子拆了重修,因此他在阐述反对变法的理由时就说:治理天下,就好像房子坏了,那么就加以修理,房子不是坏到不能住人,就不需要动大手术改造,因为改造房子,必须有非常好的工匠和建筑材料才行,而目前,这两样条件我们都不具备。台湾学者陈致平先生认为:王安石的变法主张,是纯粹从立法的本身着想,而忽略了执法时在技术上的问题和人事上的障碍;反对变法的人则从实际人事上的流弊着眼,不甚重视立法本身之善,因而变法者是偏重于理想而忽略现实,反对者则是重视现实而忽略理想,加之在变法的过程中,两方面缺乏沟通,而王安石个性执拗,不愿谋求人事上的谅解与妥协。陈先生的见解值得参考。王安石的个性确实影响到了他的变法。反对者中,文彦博、欧阳修等都大力推荐过王安石;苏东坡、司马光等和王安石都曾私交甚厚。但王安石只听得进顺耳的话,以致在反对变法之声越来越大时,干脆提出不顾一切的“三不畏”(孔子说君子有三畏:畏天命,畏大人,畏圣人之言;王安石为了变法公然反对说天变不足惧,人言不足恤,祖宗之法不足守),不仅将敢于对他讲不同意见的朋友全都推到了对立面,最后也失去了皇帝的支持,变法只有失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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