曹丕也是大才子:魏文帝曹丕更看重文字的不朽!

[三国]时间:2016-10-28

曹丕作为一位政治家乏善可陈,唯一值得提及的是由他完成了其父曹操篡汉自立的夙愿,逼迫汉献帝“持节奉玺绶禅位”,改元黄初,建立魏政权;曹丕在位六年,大的建树几乎没有。相反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却无比耀眼,掩没了其帝王的光彩。这也正符合了这位曹公子的心思,纵观曹丕一生的言论和追求,他坚定地认为,只有文字才能使人千古留名,对于帝王的差事,勉为其难应付一场而已。

曹丕自幼即喜爱文学,虽然史籍称其“文武兼备”,此类文字纯属是给帝王涂脂抹粉的虚妄之词;所谓的“善骑射、好击剑”,非少年时的顽皮举动就是吟咏之余的雅兴所为。真正青少年时代的曹丕,钟情的是读书写作。“年八岁,能属文,有逸才,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”。八岁时就能赋诗作文,显现出超长的文学天赋;同时酷爱读书,经史子集无不通晓。

曹操打败袁绍以后,定都邺城(今河北临漳),营建了自己的政治文化中心。曹丕的青年时代基本上是在邺城度过的,而其邺城生活的主要内容,就是倡导、组织、参与并亲手推动了“彬彬之盛、大备于时”的邺下文人集团。在战火尚未熄灭、三国交战正酣的时代背景下,“建安文学”以其独树一帜而占据中国文学史之一席之地,除了曹操与曹植,首功当推对文学有着极其浓厚兴趣的曹丕。邺下文人集团的核心是曹丕,正是在他的号召和引领下,兴起了一段中国历史上文化事业的高潮,参与人数有百人之多,规模空前;汇聚了文坛精华,当时全国一流的诗文大家悉集于此;佳作名篇层出不穷,短短十余年间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不断涌现;产生了“三曹”“七子”等代表性人物,“建安风骨”成为后世文学的典范。而这一切都要首先归功于喜爱文学又具备特殊政治身份的曹丕。

建安二十五年(公元220年)曹操去世,太子曹丕接过了父亲留下的政治重担,角色的转换并没有使之放弃文学的梦想,其中有一件事足以再次验证曹丕对“文名”的痴情,完成“禅让”大殿,接过汉献帝的国玺登基建魏后,曹丕给父皇曹操的尊号是“武皇帝”,而把“文帝”之名预留给了自己。

从个人文学才华与成就上来看,曹丕诗、赋、文皆能,甚至还曾涉足小说的创作,堪称是文学创作上的通才。《魏志》记载:“初,帝(曹丕)好文学,以著述为务,自所勒成垂百篇。”显见其好于文字也长于著述。曹丕的诗歌多表现其贵公子的游宴驰鹜生活,他的辞赋有二十六篇之多,既叙写军国大事也抒发个人情怀,像《述征赋》、《感物赋》、《寡妇赋》等。诗赋之外,最能体现曹丕文学思辨才华的,是他的文,传之今天仍耐人寻味的代表作有《与吴质书》、《答繁钦书》与著名的《典论》。

《典论》的写作初衷就是为了立言留名的目的,是直接表现曹丕人生价值观的一篇自白文字。他说:“盖文章,经国之大业,不朽之盛事。年寿有时而尽,荣乐止乎其身,二者必至之常期,未若文章之无穷。是以古之作者,寄身于翰墨,见意于篇籍,不假良史之辞,不托飞驰之势,而声名自传于后。”可以看出,曹丕之所以深信文章才能使人真正不朽,是因为真正完美的精神产品无须史家吹捧,不用他人假托张扬,人们自会争相阅读万代传诵。另一方面是他看到了“立言”的纯个体精神劳作的特性,可以摆脱繁琐的俗务,不依赖他人而独立创造。这无疑告诉人们,文学创作的成本很低,关键在于自身的刻苦钻研、深入思考和不懈努力。

历史上许多杰出人物一样,曹丕也渴望永垂不朽,有的人专注于杀伐建功,有的人以奇巧术数留名,极少数得天独厚者则凭借王霸之业期图千古流芳。曹丕是幸运儿,他得父荫已经占据了一条,但他却并不看重帝王的尊荣,独独倾心于文字词章。出于对不朽的向往,曹丕十分歆慕那些以著作传世的人物,孔孟司马迁都是他心中的偶像。他是这样看待生命价值的:“生有七尺之形,死唯一棺之土,唯立德扬名,可以不朽,其次莫如著篇籍。”这里的“立德”,同样是道德文化上的建树,与著作异曲同工。每见当代文坛才子的一篇佳作,曹丕难掩其羡慕之情,他评价徐干的《中论》:“著《中论》二十余篇,成一家之言,辞义典雅,足传后世,此子为不朽矣!”

曹丕固然在治理江山上未见其雄才大略,但他活出了自己的个性,没有不思进取地躺在父辈提供的安乐窝里虚度时光,而是另辟蹊径,找到了生命价值长存的另一方天地。对于一个钟鸣鼎食的帝王之子,这应当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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