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朝神不灭与神灭论大论战:东方宗教学体系初成

[南北朝]时间:2018-11-27

南北朝时期,南北对立,战争不断;南朝内部赋税、徭役、兵役的加重,官吏的贪污腐化,自然灾害的不断发生,使得人民与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。南朝统治者为了消灭人民的反抗意识,进一步依靠宗教迷信作为麻醉人民的鸦片烟。佛教给人们虚构了一个来生的世界,宣称人死灵魂不灭,根据在生的善、恶,或入天堂极乐世界,或入地狱受各种痛苦;它要求人民放弃一切反抗,忍受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苦难,而把希望寄托于所谓“来世”。这正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。他们也从佛教教义中得到了安慰,只要信佛,并且做些“功德”,来世就可以继续享受富贵荣华。因此,他们极力提倡佛教,到处兴建佛寺,铸雕塑佛像。佛教在南朝很盛行。在南朝,仅在首都建康城(今南京市)就有480寺;全境的寺院成千上万,僧众以百万计。

佛教的神不灭唯心主义哲学思想,遭到了当时以神灭论为代表的唯物主义者的反对。其中最著名唯物主义代表是范缜(450——515年)。《梁书·范缜传》:缜祖籍南乡舞阳(今河南泌阳县西北),祖琢之,官至中书郎;父蒙,曾为奉朝请,早卒。缜少孤贫,弱冠,拜当时的名儒刘瓛为师。他卓越不群,勤奋好学,深受刘瓛赏识。“既长,博通经术,尤精《三礼》。”由于“性质直,好危言高论,”不为朝廷所重,一直怀才不遇,穷困潦倒,25岁就白了头。35岁始起家齐朝宁蛮主薄,累迁至尚书殿中郎。大概就在他入仕前后,愤世黑暗与佛教的欺骗,于是研究汉魏以来,特别是杨泉、何承天等人的无神论和神灭论思想,对佛教唯心主义进行坚决斗争。永明七年(489年),笃信佛教的竟陵王萧子良大宴宾客,范缜在座上发言反对佛教的神不灭与因果报应。子良问:“君、不信因果,何得有富贵贫贱?”缜答道:“人生如树花同发,随风而坠,自有拂簾幌坠于茵席之上,自有关篱墙范于粪溷之中。附茵席者,殿下是也;落粪溷者,下官是也。贵贱虽复殊途,因果竟在何处?”他的意思是:人们的富贵贫贱并不是前生注定或因果报应的结果,而是由不同的客观条件造成的。

“子良不能屈,然深怪之。”

为了进一步展开论战,范缜乃以问答形式,著《神灭论》,论述其理。他指出:“神即形也,形即神也,是以形存则神存,形谢则神灭也。”就是说,身体和精神是对立的统一体,精神(灵魂)从属于身体,身体存在就有精神(灵魂),人死了,精神(灵魂)也就随之消灭。又说,形体与精神是统一的,互为依存而不能分割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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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又举例说:精神就像锋利,形体就像是刀刃。离开了锋利就无所谓刀刃,离开了刀刃就谈不上锋利。没有听说刀没有了而锋利还存在的,岂有形体亡了精神还在的道理?从而,他作出了形与神关系的正确论断。

形神关系问题,是当时哲学上的一个关键性的理论问题,也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水岭。范缜关于“形神相即”和形质神用的一元论体系,是我国古代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。

当时论敌提出:木与人既都是质,但是“木之质无知也,人之质有知也。人既有如木之质,而有异木之知,岂非木有其一,人有其二邪?活人和死人都有形骸,岂不是死人与活人都有知?”也就是说精神可以离开形体而单独存在。范缜解释说:人与木、生人与死人虽然都是质体,但是两者的本质属性不同,觉是人生的属性,无知是木和死人的属性属,两者不能相提并论。

论敌又提出:既然生人之形有知。那么,“死者之形骸,非生者之形骸邪?”如此,死人也应有知,有灵魂。范缜辩解说:“生形之非死形,死形之非生形。区已革矣,安有生人之形骸,而有死人之骨骼哉?”有如“荣木变枯木,枯木之质,宁是荣木之体?”即是说,由生人变死人,荣木变枯木,是一种质变,不能等同。“若枯即是荣,荣即是枯,应荣时凋零,枯时结实也。又荣木不应变为枯木,以荣即枯,无所复变也,荣枯是一,何不先枯后荣?要先荣后枯,何也?”“生灭之体,要有其次故也。夫欻而生者必欻而灭,渐而生者必渐而灭。欻而生者,飘骤是也;渐而生者,动植是也。有欻有渐,物之理也。”就是说,人由生到死,树由荣变枯,是自然一定变化的规律,生与死,荣与枯,两者既不同质,也不能反变和循环。这些有关物质的属性和事物发展规律的解释,进一步发展了当时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。

在“知”(感性)与“虑”,(理性)认识上,论敌们问道:

“形即是神者,手等亦是神邪?”范答:“皆是神之分也。”又问:“若皆是神之分,神既虑,手等亦应虑也?”范答:“手等亦应能有痛痒之知,而无是非之虑。”“浅则为知,深则为虑。”

即是说,认识分为知、虑两个阶段,手等只有痛痒之知,而无是非之虑。他认为:“是非之虑,心器所主,”而“五脏各有所司,无有能虑者。”论敌们又问:“虑体无本”(即思维活动不必依赖一定的生理器官)。范答:“苟无本于我形,而可编寄于异地,亦可张甲之情寄王乙之躯,李丙之性托赵丁之体。然乎哉?不然也。”由此可见,他发展了认识论。只是由于当时的科学不发达,他把人类思维的器官错误的以为是心。

范缜在《神灭论》最后指责“浮屠害政,桑门蠹俗,风惊雾起,驰荡不休。”由于迷信佛教,“惑以茫昧之言,惧以阿鼻之苦,诱以虚诞之辞,欣以兜率之乐”之故,“家家弃其亲爱,人人绝其嗣续。致使兵挫于行间,吏空于官府,粟馨于隋游,货殚于泥木。……惟此之故,其流莫已,其病无限。”

《南史·范缜传》载言:此论一出,朝野震动,肖子良急忙召集名僧和名士王琰等诂难之。但是,都无法难倒范缜。于是子良心生一计,以中书郎为诱饵,派王融去劝说范缜放弃神灭论,缜大笑道:“使范缜卖论取官,已至令仆矣,何但中书郎邪?!”这体现了他坚持真理的高尚品德。

梁武帝是一个狂热的佛教徒,他对范缜的神灭论感到极度不安。取代萧齐后不久,即发动和组织对范缜的围剿。他在《敕答臣下神灭论》中,指责缜“违经背亲,言语可息。”

并对缜挑衅说:“欲谈无佛,应设宾主,标其宗旨,辩其短长。”

据《弘明集》记载:天监六年(507年),他亲自组织朝贵64人,先后写出75篇文章,围攻范缜的《神灭论》。其中有尚书令沈约的《形神论》、《神不灭论》,东宫舍人曹思文的《难〈神灭论〉》、《重难〈神灭论〉》等,光禄大夫萧琛的《难〈神灭论〉》等,这些文章都拿不出驳倒《神灭论》的有力论据;

而辅国将军韦睿等人的文章更出其右,他们只是按梁武帝的旨意,用“异端”、“外道”、“妨政”等大帽子去企图压服范缜,这当然也毫无用处,曹思文后来在上奏中也承认:“思文情识愚浅,无以折其锋锐。”梁武帝无奈,最后只得以范缜“灭圣”、“乖理”等钦定罪名,来结束这场辩论。

范缜的《神灭论》为我国古代的唯物主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但是,也存在着一些缺点:首先,他是站在儒家立场上反对佛教的,因而对儒家经典中提到的鬼神观不敢公开反对;其次,他没有揭露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本质;最后,他还把形体分为“圣人之神”和“凡人之神”。这些,都是受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的结果。因此,他还不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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