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汉衰败何以始于汉元帝刘奭?倚重宦官威权旁落

[汉朝]时间:2017-01-04

吕思勉说过:“汉室盛衰,当以宣、元为界。”也就是说,宣帝在位及以前,朝政运行较好,处于兴盛状态;自元帝以后,宦官外戚竞相专权,纲纪紊乱,国势衰微。

性情柔弱缺乏主见

客观地说,汉元帝不失为一位多才多艺、品行不错的好人。但是,好人不一定成为好君。作为君主,汉元帝谈不上优秀,主要是性格与能力问题。史书说他“柔仁好儒”。其实,这并非弱点,一个君主胸怀宽宏柔软,主张行仁政,偏好重用儒臣,应该是天下人福分。问题是,汉元帝的宽柔最终表现为优柔寡断、软弱可欺,不能驾驭局势,听任宦官专权。

宣帝临终前,已为元帝安排“三驾马车”辅政,以乐陵侯史高领衔,太子太傅萧望之、少傅周堪为副。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孙,宣帝幼年时养在史家,与史高关系密切。重用外戚是西汉的政治传统,宣帝也不例外。萧望之、周堪都是元帝的老师,一代名儒。元帝即位后,对两位恩师格外倚重,多次宴见两人,探讨治国方略。萧望之随后双引荐宗室大儒刘更生(成帝时改名刘向)、侍中金敞参与朝政,四位儒臣“同心谋议,劝导上以古制,多所欲匡正;上甚乡纳之”。

元帝的信任与支持,似乎让萧望之等儒臣看到改弦更张推行仁政的希望。然而,元帝与儒臣相得益彰的好景只是昙花一现。元帝对两位师傅特别信任,儒臣的影响力与日俱增,致使被冷落的史高心理失衡,与萧望之产生嫌隙,权力斗争的阴影随即笼罩着朝廷。史高与宦官里外呼应,议论常坚持遵从故事或惯例,反对萧望之的改革主张。萧望之忧虑外戚放纵、宦官擅权,于是向元帝建议:中书是国家政事之本,应由贤明公正之士掌管,武帝优游饮宴于后庭,任用宦官掌管中书,不合乎国家旧制,且违反“古不近刑人之义”,必须予以纠正。元帝初即位,由于谦让,不敢做出调整,议论久而不决。萧望之提出此动议,却招致宦官中书令弘恭、仆射石显等人嫉恨,于是他们与史、许两姓外戚联手,共同对付萧望之,只用两个回合,就将萧望之逼死。

萧望之饮鸩自杀,元帝非常震惊,为之痛哭流涕,责怪弘恭、石显等人害死自己的贤傅。师傅含冤身亡,让元帝终生难以释怀,追念不已。此后每年忌日,他都派使者前往萧望之墓地祭祀。在这个事件上,元帝的性格缺点暴露无遗。如果他坚信萧望之贤良忠诚,完全可以使萧免遭小人陷害。可是他缺乏主见,容易被宦官左右。两次让萧望之下狱,都是听信小人谗言而草率下诏。第一次是他不知“招致廷尉为下狱”,轻易被官宦忽悠;第二次是在他明知道师傅性情刚烈,仍被宦官牵着鼻子走,让师傅再次蒙受下狱羞辱。再者,他已然知晓师傅清白无辜,却没有惩治逼死师傅的幕后推手,只是口头责问弘恭、石显等人,使其“免冠谢”而已,事后对他们宠信如故。如此宽仁,实则是非不分,赏罚不明,使得宦官有恃无恐,日后更为放纵。

从萧望之死,也能看出元帝政治上短视与低能,空怀匡正理想,而缺乏战略眼光与政治谋略。毫无疑问,元帝若要推行新政有所作为,必须将儒臣作为主要依靠力量。毕竟萧望之等儒臣不仅胸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,而且具有较高的治理能力与道德修养。而宦官、外戚往往注重自身的权势与利益,既缺乏对天下的担当,又缺乏做人的操守,只要满足一己私欲,哪管死后洪水滔天。元帝居然让宦官逼死萧望之,放逐其他儒臣,无异于自废武功,自断臂膀。

汉元帝刘奭剧照

倚重宦官威权旁落

外戚、儒臣、宦官三种势力角逐,宦官终究成为大赢家。萧望之死后不久,中书令弘恭当年病死,石显继任中书令。此后,中枢权力急剧失衡,向石显一方倾斜。出于对石显的信任及自身健康原因,元帝将朝政全部委托他处理,事无大小,都由他汇报决断。于是石显威权日盛,贵幸倾朝,公卿以下无不畏惧他。石显俨然一言九鼎,“重足一迹”。元帝虽为天子,权柄却握在石显手中,一切听任石显说了算。

元帝特别宠信宦官,主要基于一种天真的想法,认为宦官没有家室,不会缔结“外党”。但这是一种错觉,石显之流其实颇擅长“结党”,他不仅与宫廷太监结为“内党”,而且勾结史丹、许嘉等外戚,并拉拢那些见风使舵的匡衡、贡禹、五鹿充宗等儒臣,结为“外党”;内外呼应,兴风作浪,党同伐异。易学大师京房曾提醒元帝不要宠信佞臣,元帝却执迷不悟,依然听任石显专权;京房触怒石显,很快被逐出朝廷,随后又因“非谤政治”而被处死。

当然,石显能得到元帝信赖,必然有他过人之处。“(石)显为人巧慧习事,能探得人主微指,内深贼,持诡辩以中伤人,忤恨睚眦,辄被以危法。”(《汉书·佞幸传》)元帝“好儒”,石显乐于投其所好。萧望之含冤而死,朝廷内外议论纷纷,石显为了逃避责任,转而向儒士示好,极力向元帝推荐大儒贡禹,让他担任御史大夫。此举,收到一箭三雕的效果,一则迎合元帝意趣,二则讨好天下儒士,三则博得举贤任能的好名声。此后,凡是依附石显的儒士,都会得到重用,官运亨通。如匡衡、五鹿充宗,分别官拜丞相、尚书令。如果不依附或反对石显,即使是元帝亲自选用的,也要被他排除。元帝重新起用周堪,并提拔其学生张猛,石显不是在元帝面前谮毁,就是暗中捣鬼,使元帝无所适从,逐渐疏远两人。周堪后来疾喑,不能言而卒,张猛被逼迫自杀。

尽管石显熟悉法典,精于权术,但缺乏治国理政才能。如此心术不正的人,不但不能造福于国家与民众,而且还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,成为贪腐的“大老虎”。在这个“大老虎”擅权期间,纲纪紊乱,吏治腐败,欺上罔下,贿赂公行,奸佞得势,正气不畅。王昭君因为不愿出钱行贿,画师便将她丑化,不得不出塞远嫁匈奴。

失去王昭君,让元帝顿时惊悟。然而,对于宦官危害国家,他始终未能悟察。司马光在书写这段历史的时候,禁不住感叹:“甚矣,孝元之为君,易欺而难悟也。”说白了,元帝太好糊弄,居然让石显玩弄于股掌之间。在帝制时代,大权旁落乃为君之大忌,尤其是想要有所作为的君主,必须善用最高权力施展抱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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